1937年那个和熙的夏夜，一名失踪的日本士兵和射向芦沟桥对岸的子弹将一向静谧的宛平县城带入了一个不眠之夜，“七·七事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芦沟桥的烽烟促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在共产党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当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成立，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肖克等中共负责人相继来到太原讨论合作问题，周恩来当年就下榻于傅公祠，次月，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进抵太原。
8月13日，孤注一掷的蒋介石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军事冒险，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了上海。两天后，日本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吸引过来，以争取时间加强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军事防御。然而，日本侵略军根本没有给阎锡山更多的准备时间就开始大举进犯山西，全力以赴的晋绥军与赴晋的中央军、地方军、八路军一起进行了顽强抵抗。1937年8月到11月以保卫太原为重心的山西抗战后来被统称为“太原会战”，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它成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
在经历了大同会战的放弃与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的节节败退之后，中国军队终于在忻口稳住了阵角，艰苦卓绝的忻口会战以五万五千人的伤亡阻滞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余日，毙伤敌军一万余人。
10月26日，就在忻口前线激战犹酣之际，山西东大门娘子关失陷，溃退的守军始终再组织不起有效的阻击，平定、阳泉相继陷落，忻口守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阎锡山下令部队于11月2日晚撤出阵地。
平型关战役之后，阎锡山由代县太和岭口的指挥部退回太原。忻口会战前夕，对山西门户天镇的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军长李服膺被押回太原，做为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李服膺本是阎锡山的亲信，但阎锡山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未经正式的军事审判就将李服膺押至小东门大校场枪决。李服膺死后被埋葬在首义门外满洲坟，太原保卫战前夕，他属下参加守城的杨维垣等一批军官曾集体前往祭奠。
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防御问题。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官僚资本集中地，保卫太原，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斗力强健的十万日军的三路会攻下，太原失守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在太原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有着清醒的认识。究竟是战后放弃还是不战而弃，已经一败再败失守山西半壁河山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前者，为此，他在忻口会战进行期间，就安排傅作义、王靖国等部开始准备太原北线防御。
晋绥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计划自然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中央军的卫立煌等人和蒋介石委派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此均表示反对，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仍然没有结果，一些疲惫的将领甚至打起了呼噜，会场上也只剩下阎锡山与黄绍竑两人相持不下，最后，阎锡山明确表示：“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
阎锡山为太原制定的是“依城野战”的战略，所谓依城野战，即以守城部队为核心，城市外围防御工事为主阵地，内外防守部队合力包围聚歼日军于太原城郊。为此，阎锡山任命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
在确定守城主将时，阎锡山一开始就属意傅作义，当晋军将领在11月2日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缄默不语时，傅作义挺身而出临危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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